法国人的印度支那
法国人的印度支那
资料来源：天涯论坛>煮酒论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325742-1.shtml)作者：huangyong1172014
1954年5月7日，由于严重低估对手越南独立联盟（Vietminh）的战斗力，法国军队于奠边府（DienBienPhu）战役遭遇惨败。进展缓慢的日内瓦和谈骤然加速。仅仅几周之后，各方于7月20日签署停火协议。
早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建立之初，为攫取经济利益，政府着手制定针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政策。数年之间，印度支那三个古老的王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及其1200万国民陷入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中。经过迅速拓展辅以武力**，法国人终使印度支那成为他们实现“东方梦”的理想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法兰西帝国”的根基。战后不久，越南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法国不甘心就此放弃其在印度支那的统治，于1946年12月发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军最初的敌人只是几小股游击队，但从1950年开始，在红色中国的援助之下，游击队成长为正规军。
日内瓦协议一经签署即被束之高阁：协议规定的南北合并公投根本没有实施。南北战争的枪声在北纬17度线再度打响。按照冷战逻辑：即使是反殖民的独立战争，只要是**领导，也属于东西方冷战的范畴。遵循此逻辑，美国派出三百万青年士兵赴越参战，将几百万吨炸弹空投进热带丛林。但越南最终还是统一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在越南的失利削弱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军撤离后，旧法属印度支那重归和平。经过一个世纪的屈辱与痛苦，今天的越南给我们展现的是另一幅图景：它再一次向世界敞开大门。越南虽然仍坚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经济上已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必定会不断带给我们以惊喜。
国家
法属印度支那总面积74万平方公里，被法国人征服之后，逐渐被改造成开发型而非移民型殖民地。从严格意义上说，印度支那除法属三国以外，还包括缅甸、泰国（旧称暹罗）、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以及英国人于1819年所购得的新加坡。
在法国人统治之下，老挝和柬埔寨保留了国名，但越南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被肢解为三部分：由北向南分别是东京（Tonkin）、安南（Annam）和交趾支那（Cochinchine）。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一千多年，中国统治着越南，名之为安南（安定的南方）。法国征服越南后，重新启用此名，但仅指越南中部地区。东京和交趾支那则一直是欧洲探险家用来指称越南的名词。至于越南人自己，从10世纪到19世纪初，都称自己的国家为大越（DaiViet）或大瞿越（DaiCoViet）。1802年，从17世纪就因内战而分裂的南北两个王国重新统一，国王是嘉隆帝（Gialong），国名为越南。后来反殖民争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沿用了此国名。
民族
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人口中，大部分属越族、高棉族和老挝族。他们建立了历史悠久的王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例如10世纪兴起的大越国或9-14世纪的吴哥帝国。其它少数民族不是隐匿于崇山峻岭之中就是臣服于多数民族的统治。少数民族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是区分他们的最佳工具。其中芒族（Muong）、岱依族（Tay）分部于北方地区，占族（Cham）、埃地族（Rhade）、嘉莱族（Jarai）等则位于中部地区。
在征服之初，未来的“法属印度支那”人口约1200万。1913年达到1**0万，1931年2145万，1940年2266万，其中九成生活在越南。上述人口总数是推断所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实施于1921年，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占比达到98%。
至于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最高峰时的1940年也不过3.4万人。同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1954年欧洲移民达100万，当地**人口才900万。
资源
殖民地的开发重点在沿海地区。殖民当局注重矿产丰富的北方与农业发达的南方之间的纵向交通，轻视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横向交通。1936年，连接河内与西贡的铁路建成。虽然柬埔寨和老挝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也很丰富，但仍长期属于欠发达的内陆国家。
法国人征服印度支那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进入中国市场，因此与中国的交通就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1910年，从云南到海防的铁路竣工。1921年，一个名为“萨罗计划”的印支半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启动。
阿尔贝特·萨罗（AlbertSarraut），1911-1919年间两度担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1920-1933年又两度担任殖民部长。他倡导开发殖民地资源，赞同联合本地精英参与行政管理和资源开发，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改革。1921年，他推出了包括港口、公路、铁路建设在内的“萨罗计划”。
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开发型殖民地，其经济的重心在于原材料及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如大米、橡胶、茶叶、咖啡、胡椒、煤炭等。殖民化事实上也给传统生产领域带来较大的促进，特别是在水稻的种植、煤炭及非金属矿产的开采方面。湄公河三角洲的水稻种植面积从1868年的25万公顷增加到1940年的200万公顷。至1933年，法属印度支那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地区。
征服
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世界的时候，法国人于1860年代侵入印度支那。征服与抵抗的战争持续了近50年，广袤的印支半岛终于硝烟散尽，重归“和平”。征服者的首要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但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具有传播先进文明的意识。
从1860年代的进入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在近100年的时间里，法国人是法属印度支那各族民众的统治者。在法国人到来之前，越南帝国的疆土沿海岸从南向北延伸，从湄公河三角洲直至红河三角洲。在它的西面，老挝境内一些小王国相继兴起；老挝之南，受印度教影响的高棉王国则已衰落。
从17世纪起，印度支那就已形成**传教士群体。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1858年，借口保护传教士，法国军队首次进入该地区，此后一步一步将整个地区收入囊中。
法国海军军官安邺（FrancisGarnier）参加了1866-1868年的湄公河探险队，先任副队长，后升任队长。他发现红河才是进入中国的最佳航路，于是极力主张占领东京。在攻占东京的各主要城市后，他于1873年死于河内。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1887年，法国人将此地区命名为“印度支那联盟”（Unionindochinoise），包括五个“国家”，即五个殖民地：柬埔寨、老挝（1893年加入）、安南、交趾支那和东京。后三者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主体，也是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策源地。
19世纪，在瓜分世界的大背景下，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展开了经济竞争：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人工催熟种植；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发展商业种植；独立的泰国开放对外贸易；英国则将极具战略和商业价值的殖民地新加坡辟为自由港。这些经济成就刺激了法国人。1859年，马赛商会**提议：将西贡建成另一个新加坡。
事实上，法国人征服印度支那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从莱昂·甘必大（LeonGambetta）到茹费理（JulesFerry），这些共和派政治家与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认为对外殖民可以消除工业品销售市场不足的危机；东京似乎也可以作为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的跳板。因此，他们主张法兰西共和国应仿效其它欧洲强国，实行积极的殖民地扩张政策。
1883年，作为部长会议**，茹费理决定冒着与中国开战的风险占领东京。1885年6月9日，柬、老、越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保护国”是对殖民社会进行间接控制的方式。它承认现有政府机构的合法性，以及通过其施政的必要性。不过实际上，法国人很快就采取了直接行政的方式。
至于商界，军火商如涂普义（JeanDupuis），里昂丝绸厂主如于利斯·皮拉（UlyssePila），法利机械（Fives-Lille）、巴蒂诺尔建筑（Batignolles）、法兰西银行、兴业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银行等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也都希望在中国这个大蛋糕中分得一块。1910年，连接海防和云南府（今昆明市）的云南铁路通车，就是他们中国战略的具体体现。
军事上，征服战争从半岛南方向西方和北方推进，正式结束于1896年。但整个地区的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真正实现。不过，约瑟夫·加列尼（JosephGallieni）上校和贝内甘（Pennequin）上校等参战将领对永久占有殖民地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终有一天殖民地会重获独立。
加列尼上校毕业于圣西尔（Saint-Cyr）军校，1892-1895年在印度支那服役。他反对冒进，采取“油点”策略，即在完全控制住一块地方之后再向周边渗透；他还推行“种族分化”（以夷制夷）政策，联合土著政权以维护地方治安，特别是武装非越非汉民族以平衡人口众多的越、汉两族的力量。
开发
在治理模式上，法国人许多年都在直接行政的殖民地和间接行政的保护国这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最终选择对柬埔寨和安南采取“保护国”模式，两国保有在法国控制之下的主权；交趾支那作为唯一直接行政的殖民地，法国委派总督常驻西贡；东京和老挝采用混合模式。但“保护国”的主权有名无实，殖民行政当局是事实上的统治者，它直接对法国总督和殖民地部负责。1932年由法国人扶植登基的安南皇帝保大帝（BaoDai）和1941年登基的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Sihanouk），都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中以幽默笔调提及自己纯粹象征性的角色。这种角色使得他们在许多年中都过着一种“花花公子的生活”。
1897年，总督保罗·杜美（PaulDoumer）重组了行政机构，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国家：一个行政总部和五个地区分部；统一的预算也使殖民地不再是宗主国的财政负担。为执行预算，杜美建立了一套庞大而饱受诟病的征税系统。在土地税和人头税收入不足时，即使已经有一大堆苛捐杂税可征，行政当局仍然越权对鸦片、食盐和米酒贸易实行垄断经营。后两种商品是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国家并不生产这些产品，但控制其精炼、蒸馏和销售过程。在殖民时期，海关和专卖局时而将垄断经营权委托于人，时而又自己直接控制。1930年，垄断产业创造的收入占到总收入预算的20%，而1913年和1920年两个高峰分别是36.5%和44%。
印度支那作为开发型而非移民型殖民地，从征服之初就开始着手资源的开发。先为总督后任殖民部长的萨罗就是一位资源开发的先驱。一战期间，殖民地为宗主国的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经济价值得以确认。直至1930年，总督巴基耶（Pasquier）仍认为“印度支那的利润属于法国人再自然不过了”。国家和公司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扮演着相互补充的角色。创建于1875年的“印度支那银行”（IBC）实力雄厚，实际控制着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是殖民当局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
“印度支那银行”既是商业银行，又是投资银行，也是金融公司，还享有其它私人银行所没有的特权：发行货币“法属印度支那元”。其业务区域涵盖全亚洲，甚至也已拓展到亚洲以外。到1937年，该银行与几乎所有的印度支那企业都有业务往来。当然，如专注于橡胶领域并在米其林公司（Michelin）投资的里沃银行（Rivaud）一样，宗主国的金融和工业巨头没有忽略印度支那。除阿尔及利亚以外，印度支那在所有殖民地中获得了最多的宗主国投资，1940年估计达67亿金法郎。
来自宗主国的投资主要流向矿业，橡胶、茶叶和咖啡的种植，以及工业制造领域，如纺织厂、啤酒厂、卷烟厂、烧酒厂和水泥厂。殖民当局也很重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建设。西贡很快成为远东大港，1937年为法国第六大港。1936年，连接河内和西贡的铁路贯通。1939年，西贡到马赛的轮船航行时间缩短到30天以内，到巴黎的飞机飞行时间也不超过5天。无线电报于1921年建成，信息传送比通过海底电缆更快捷。在道路和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殖民当局也有所投入。
为促进殖民地经济建设，国家颁布了一项法律以规范地下资源、土地和森林资源的开发，以及土地的测量和登记；制定了劳动法以简化劳工的雇佣和压制劳工单方面终止合同。此外，新世纪初叶，政府致力于创造一切条件以“对帝国实施科学管理”。
总督保罗·杜美设计了一套组织架构以“高效和合理地组织生产”。此后，当一战接近尾声，萨罗派遣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奥古斯特·谢瓦利埃（AugusteChevalier）赴印度支那，在当地设立了农业和兽医学校，开辟了水稻、橡胶、茶叶和咖啡试验田，以提高作物产量。政府还设立了许多气象观测站。
在开拓新的经济领域的同时，殖民化也促进了现有的传统经济的发展。由于亚洲市场需求的刺激，过去被法国人忽视的水稻，在湄公河流域的种植面积从1868年的25万公顷增长到1943年的230.3万公顷。大米的生产和出口大幅增长：从1870年的13万吨到1933年的100万吨，使得印度支那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地区，创造了外贸收入的60%。至于橡胶种植，1908年还只有200公顷，1940年就达到了12万公顷。煤炭和其它非金属的开采也增幅可观：1939年，印度支那成为亚洲第二大煤炭出口地区，产量261.5万吨，出口171.6万吨。
在法国金融界和工业界，大力支持殖民地工业化从来不乏其人，保罗·贝尔纳堪称代表。他既是经济学家、规划学者，又是印度支那商界人物。工业化还使得本地精英加入到国家的开发之中，同时创造了工作机会和国内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加深了他们与宗主国的联系。但是，殖民地进行的还是有限制的工业化。
印度支那经济毕竟属于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是以生产原材料和农产品供出口为特征的。出口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流向宗主国。法国没有把印度支那从其远东母体中剥离：日本和中国仍是主要的煤炭市场，且大米出口也往往经由香港和中国。至于橡胶，尤其是30年代，主要向美国出口以满足汽车工业的需求，直至1940年日本占领军实施禁运为止。
另一方面，基础工业的建立和从宗主国进口半成品及成品，都没有威胁到本地手工业的生存，也没有妨碍地区之间的本地生产商品的流通：蔗糖、桂皮粉、椰肉干、茶叶、丝绸等继续通过平底船往来运输。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所言：“火车头没有扼杀独轮车”。
直到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之间的贸易额才超过了殖民地各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同一时期，由于银金属价格持续走低，“法属印度支那元”放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并与法国法郎挂钩，从而保护了宗主国的投资，也使“帝国特惠制”得以巩固。所谓“帝国特惠制”是指对法国与其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相互减免关税的优惠制度。
疫苗
1901年，里昂商会**曾说：“今天所谓促进当地民众文明开化，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工作并获得相应报酬，如何消费以参与价值交换。”殖民地在经济领域成绩斐然，在保健和教育方面也效果显著。法国人认为这些成果证明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比传教使徒，但传播的内容不是宗教而是世俗的文明。总督保罗·杜美的两位前任：生理学家保罗·伯特（PaulBert）和海军医生、动植物学家让·马里·德·篮山（Jean-MariedeLanessan），两位都是科学家、共和派、世俗派，后者还承认越南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他们设计了一整套人道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些政策中的一部分被阿尔贝特·萨罗和亚历山大·瓦雷纳（AlexandreVarenne）在1920年的“殖民政策改良”中所采用。改良的目的是要联合印度支那本地精英实施“自治”，直至最终终结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一部分精英获得了印度支那民众的尊敬。这些精英也希望广大民众参与到自己国家的建设中来。
大范围的预防接种起始于1878年，并逐渐制度化且推广至殖民地全境。1880年，一名医生曾说：“预防接种不仅仅带有慈善性质，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大规模的预防疟疾行动，特别是在橡胶种植园，保护了工人的健康和劳动能力。1891年，首家巴斯德研究所于西贡开业，随后相继于芽庄、河内和金边设立。法国医生和细菌学家耶尔森（Yersin）曾在芽庄工作并发现抗鼠疫疫苗。因相应疫苗研制成功，天花和霍乱最终得到控制，但疟疾却无法战胜。
1902年，河内医药学校（后改为学院）成立。医疗卫生网络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免费医院拥有一万张病床，开设乡村诊所一百余家。1939年，法属印度支那受过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培训的医生有367名，护士和助产士3623名，乡村接生员760名。其时，交趾支那的医疗卫生系统已初具规模，其它地区则只在城市和郊区，广大的乡村仍然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较高。
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在维持原来的出生率的情况下，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当然，各个“国家”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在东京三角洲和安南北部，人口过剩愈演愈烈。劳动力逐渐流向城市、南方的种植园、老挝的伐木场和矿山，甚至向新喀尼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和新赫布里底群岛（Nouvelles-Hébrides）流动。但这并没有完全消化越南北部过多的人口。二战前夕，某总督曾设想将北方人口强制迁移到南方。
为解决人口过剩的危机，二战期间的法国维希（Vichy）政府着手制订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方案。法国解放后，在商人保罗·贝尔纳（PaulBernard）不遗余力地推动之下该计划得以重新启动。政府准备在工业化的同时开展土地改革，关闭大农场，鼓励小型家庭农庄的发展。但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使得改革进程戛然而止。
教育
要想从精神上征服本地人，教育是重要途径之一。起初，学校试图将本地孩子改造成小法国人。但在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由于受古老文化熏陶的当地人的抗拒，也因为欧洲新的教育理论的影响，政府开始调整教育政策。1930年，总督巴基耶就曾表示过他的怀疑：“几千年来，亚洲就拥有其特殊的道德、艺术、玄学、梦想。亚洲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希腊、罗马文明的内容，将来可能接受吗？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吗？......我们高卢人曾经是野蛮人。由于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经过几次抗拒之后，我们接受了来自罗马的文明。**像粘合剂般完成了民族的融合。但在亚洲，我们发现他们的灵魂根植于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土壤之中。”
巴基耶总督的继任者瓦海伦（Varenne）甚至建议教师们：“不要向学生灌输法国是他们的祖国......要知道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亚洲式的教育对他们更有用处。”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各学校采用“法式本地化教育”。
整个教育体系分为三级：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教师的人数不断增加。私立的教会或非教会学校的数量是公立学校的两倍。
1920年，越南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数量达12.6万，1943-1944年则超过70万。中学生的数量在1919年是121人，1945年就达到了6550人。在柬埔寨，1930年，公立小学学生有1.57万人，1945年达到3.2万人。此外，柬埔寨的法国小学教师路易·马尼普（LouisManipoud），成功地对佛教寺庙学校进行了改革，在传统课程中加入了现代知识的内容。这类新式学校，1939年学生数量是3.8万人，1945年达到5.3万人。然而，除交趾支那以外，其它地区的乡村仍然没有足够的学校。1942年，2460万总人口中，有73万在校学生。
在越南，拼音国语（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语）和法语教学得到普及。1919年，用于选拔官员的传统科考制度的废除，使得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越伦理。他们全盘接受了法国所带来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参差多态，并且自己创造了他们的现代文明。
如此，越南本地精英群体形成，其中大部分来自城市。1940年，获得高度教育或专科教育文凭的人数估计有5000人。1941-1942年间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设有法学院、医药学院、理学院、美术高等学校、农业高等学校、公共工程高等学校和兽医学校。就读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从1922年的500人上升到1941-42年的1085人，1943-44更达1575人。“印度支那大学”及其它中学、高小为越南培养出大量**（1941-42年为2.7万人）和教师（1941-42年为1.6万人）。虽然总的人数仍然偏少，但他们似乎自成一体，有点“独立王国”的意味。瓦海伦总督建议承认他们的地位，因为如果不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他们就会自己起来争取。事实上，法国文化熏陶下的本地精英，虽然受过同等教育，拥有相同的文凭，却不能获得与法国人同等的地位和待遇。
在法属印度支那这个殖民社会里，少数欧洲人占据了社会的顶层。种族加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存在正式的种族隔离政策，但一条无形的边界划定了每个人的位置。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在《情人》中描写的恋爱关系就是对这种殖民社会规范的反抗。社会可以接受一个法国男性，往往是临时性地，找一个本地女性为伴；但一个法国女性与一个本地男性结合，哪怕是合法婚姻，也会为社会所不容。
在2200多万总人口中，法国人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3.4万人（1940年）。他们大部分是公私机构的管理人员，还有极少数的移民。1929年有6000多**，他们享受特殊津贴（殖民地补助），比他们在法国的收入翻了一翻。并非所有法国人在当地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相反某些人对当地人还表示出尊重和抱有感情。但当法国人因谋杀当地人而受审时，根据“种族判例”就可获得较轻的刑罚。总督萨罗反对“种族判例”，曾因此向法官们提出警告。
种族矛盾不可避免吗？如果不考虑偶然的因素，法国的殖民政策要承担首要的责任。它将印度支那人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一概拒之门外。越南裔法国人、记者兼商人吉尔伯特·沼（GilbertChieu），从1906-1908年就提出了平等和自由的诉求，但最终收效甚微。1920年代，要求平等和自由的运动蔓延开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马列主义的吸引。在各种西方思想理论中，马列主义为反抗殖民统治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殖民地的工人、农民欢迎这种理论，法国本土也不乏支持者。
同一时期，殖民地农民的状况开始恶化。农产品出口的利润完全取决于地区乃至全球市场价格的波动。农民负债累累，土地权证制度缺失，使得富有的大地主、大商人轻易获取大片土地，而失地农民的数量则大幅攀升。
此外，殖民经济摧毁了乡村传统的组织和互助结构：几百年来，乡村集体共有稻田的习俗受到严重破坏，至二战结束时已荡然无存。从1930-1931起，交趾支那和安南北部的农民以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失望；1936-1938年间，农民们再次起事，并得到了工人的支持。殖民当局找不到乡村衰败的真正原因，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38年，当失地农民占据政府特许土地时，总督布雷维尔（Brévié）说：“当我们保护一部分人的权利时，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我们有失公正公平。当我们无视这些权利时，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而且有悖我们过去的一贯做法。”
反抗
殖民地无产阶级成分复杂，包括种植园劳工、工厂工人、矿工等等。他们常常是一只脚踩在水稻田里，另一只脚则踏进了殖民企业的大门。他们必须遵守严苛的劳动制度：克扣工资、体罚等等司空见惯。如果说全世界没有不压榨工人的资本家，那么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资本家全部都是外国人，而且压榨的后果是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1930年代，有两大事件促进了上述运动的发展：一是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在1930-1934年间波及印度支那，“印度支那银行”显现出它的强大实力，成为企业兼并、破产、转让的最大受益者；二是“共产国际”活动的逐渐开展以及法国**“阶级斗争”策略的执行。“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由列宁于1919年创立，1943年才由斯大林予以解散。法共的“阶级斗争”策略则是完全拒绝与**派或社会党妥协或联盟，因为法共视其为资产阶级或“社会法西斯”。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了激进派，并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1930年，胡志明（曾名阮爱国）将各共产主义小组整合成为印度支那**，起初是法国**的分支，从1931年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
在法属印度支那，各项计划迟迟不见实施：工业化方案、政府机构改革、法兰西联盟内的有限自治。不清楚法国人是没能力还是不愿意实施自己所制订的改革措施。最终，反殖民的独立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